到了嘉庆、道光年间，人口接近四亿，清朝每年得到的税银更是高达七八千万两！
至于清末，税银过亿两，最高时曾突破三亿两，其实是洋务运动后开始近代化的结果，并不具备可比性。
再根据各部司上交的、绣衣卫搜集的各种相关资料，刘升初步得出：大明万历时期，单是有记录可考的贸易额便高达七亿两白银！
须知，这里的有记录可考，主要指的是官方贸易及民间公开贸易。
而事实上，明朝的很多贸易都以走私形势进行。
比如说私盐、私茶、私矿，以及规模绝对不小的海贸走私。
往小了估计，七亿两较为官方的数据可能只占大明真正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往大了估计，七亿两可能都占不到真正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甚至占比更少。
即便就按七亿两，以及大明商税抽比最低的三十税一来算，一年也至少有两千两百多万两商税。
大崋商税如今虽大抵沿袭明制，但也做了不少改动，
估计平均税率达到了二十分之一。
如此，收到的商税却只有两千一百多万银元，刘升如何能满意？
虽然这里有大崋将关税剥离的缘故。
可大明关税才多少？
以万历六年为例，内地各钞关加起来不过40万两，广州、泉州两大市舶司个更是只有区区几万两。
即便到了崇祯时期，前明朝廷一再加征，乃至增设钞关。
可根据崇祯十三年的一份准确文字记录，这一年所得关税银也不过80多万两而已市舶司税银已计算在内。
也即是说，大崋将关税从商税中剥离，几乎不影响和前明应收商税的对比···
刘升既深知关税潜力，尤其是海关税收之潜力。
又专门将其从商税中剥离，甚至在财政部下成立关税司，专管此事。
自是对关税收取、管理等方面，做了近乎全面的改革。
这不。
接下来钱运生对关税的年度汇报，便彰显了大崋对关税的改革成果。
“我大崋关税目前分海外商贸关税、国内商贸关税两类，简称海关税、内关税。”
“海关目前设立了八处，依次为：广西钦州、广东广州、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南直隶嘉定、淮南海州、山东登州、北直隶天津。”
“我大崋自建国以来，便鼓励海贸，去年天下大体太平，海贸愈发繁盛。”
“故去年一年总计征得海关税1235万486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