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货物并非正规渠道进入国内，大多没有正规手续，摆在国营商店售卖显然不合适。
可在当时，国内又不允许私人买卖。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为此头疼不已。
有人提议，将部分产品交给国内生产厂家用于研究，等研制出同类型产品后一同销售。
但货物实在太多，厂家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样品，况且何时能研制成功，也毫无头绪。
于是，竟又有人想出个荒唐主意，要把多余的货物全部付之一炬。
这可太浪费了，毕竟国内这些商品极度匮乏，真要烧掉，大家都心疼得厉害。
正因这批货物的处理问题，直接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
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了京城市工商局提交的，来自京大叶卫东同学的一份报告书。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高层人员实际上已在探讨允许私有经济存在的可能性。
他们仔细研读叶卫东的报告，对其中提出的 “改革试点” 方案尤为重视。
叶卫东并不知道，参与研究这份报告的人里，就有他的外公 —— 徐朝前委员。
虽说叶卫东已与徐朝前等人相认，但由于叶卫东母亲的特殊情况不能公开，徐家人并未对外公开与叶卫东的关系，还叮嘱叶卫东暂时保密。
最顶层的领导们，对一个京大的学生，能在这关键时期提出如此有见地的报告，纷纷竖起大拇指，连呼人才难得。
徐朝前更是激动万分，他怎么也想不到，突然出现的外孙，竟好似深谙高层工作思路，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出了高层急需的工作办法。
不少人提议要见见叶卫东，可最终被徐委员否决了。
他认为，暂时还不确定这份报告的路线是否正确，此时不宜将一个学生过度捧高。
不过，对于叶卫东提出的试点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尝试推行。
他们心里清楚，这个方案一旦公布，必定会有人为了争取 “试点” 岗位争得头破血流。
叶卫东在报告书中恰好提过一句，若有需要，他能协助工商部门筛选试点单位和个人。
最终，大家决定不兴师动众地选人定单位，而是依照叶卫东提案所说，直接将任务交给上交提案的京城市工商局执行，还提议市工商局找叶卫东再深入聊聊。
与此同时，南方的请示也讨论好了，那批罚没的产品，像小汽车等大宗商品直接上交国家，由国家统一分配给相关部门，而电视机这类商品，则可交给试点单位进行销售。
按照回复，试点单位需先按正常采购价从广东工商局采购，再缴纳税务部门临时规定的一些税收，之后便可进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