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甲午，考虑到陇右四郡以及金城地区连年遭受敌军侵扰，不少人或是逃亡，或是投降敌军，而他们留在本土的亲戚们整日惶恐不安。曹髦为了安抚民心，宣布特赦这些地区的百姓。癸丑日，他又下诏说：“之前洮西之战，许多将士和百姓或是战死沙场，或是溺亡在洮水之中，他们的骸骨至今还暴露在荒野，无人收殓。朕每每想到此事，都痛心不已。现命令征西、安西将军，各自率领部下，在战场以及洮水沿岸寻找那些阵亡者的尸体，将他们收敛埋葬，以告慰生者和死者的在天之灵。”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的春天，正月辛丑，轵县的一口井中惊现青龙。消息传来，众人议论纷纷，在那个迷信祥瑞灾异的时代，这一奇异景象，被视作上天对魏国的某种暗示，有人暗自期许，这或许是魏国走向昌盛的吉兆。
乙巳日，沛王曹林薨逝的噩耗打破了这份因祥瑞带来的短暂喜悦。曹林的离世，让魏国皇室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也让朝堂上下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伤。
二月丙辰，高贵乡公曹髦在太极东堂大宴群臣。酒过三巡，曹髦兴致渐起，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锺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谈论起礼典。话题逐渐深入，曹髦不禁感慨起历代帝王的功绩与品性，他眼神中透着对往昔盛世的向往，缓缓说道：“夏朝衰落之时，后相几乎覆灭，少康却能收集夏朝旧部，恢复大禹的功绩；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却能率领豪杰，平定秦、项，统一天下。这两位君主，皆有着非凡的才能与谋略，堪称当世的大贤。依诸位看来，论及功德，谁更胜一筹呢？” 荀顗等人听闻，连忙起身回应。
荀顗恭敬地说道：“陛下，天下乃重器，帝王之位受于天命，唯有圣德之人顺应时机，才能开创帝业。少康虽功德显着，却只是中兴之主，与世祖刘秀可归为一类。至于高祖刘邦，臣等认为他的功绩更为突出。”
曹髦微微颔首，却又提出不同见解：“自古帝王，其功德、言行各有高低，并非创业之君皆优，继承之主皆劣。商汤、周武王、高祖刘邦虽都承受天命，建立帝业，但他们的贤能程度仍有很大差异。少康、殷宗的中兴之美，夏启、周成的守文之盛，与汉祖相比，论德行、功绩，我认为他们更优，而非更劣。只是他们所处时代不同，所成就的功业之名也有所差异罢了。少康在夏朝灭亡后，沦为诸侯的奴隶，四处逃难，九死一生。但他能广施仁德，谋划复国，最终消灭过、戈，恢复大禹的基业，祭祀祖先，光复旧物。若不是他品德高尚、仁爱宽厚，怎能成就这番功勋？而汉祖刘邦，趁秦朝土崩瓦解之势，凭借一时的权势，依靠智谋和武力成就帝业。但他的言行举止，多有违背圣人规范之处：作为人子，多次让亲人陷入危险；作为君主，囚禁贤能的丞相；作为父亲，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子。他去世后，国家几乎陷入倾覆。若让他与少康互换时代，或许难以恢复大禹的功绩。如此看来，少康的地位应高于汉祖，诸位不妨再详细讨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