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铮从日内瓦返回后的第三天，医院接诊了一名特殊患者。这名患者是某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家属，身患晚期肝癌，病情复杂且进展迅速。入院后，患者的儿子多次找到主治医生，要求使用未经临床验证的激进疗法，并以“国际影响”为由施压。
消息传到罗铮耳中时，他正在查房。听完助理的汇报，他眉头微皱，将病历翻到最后一页，看到家属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上，赫然写着“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要求立即进行高风险治疗”。
“他们已经找过伦理委员会了？”罗铮问。
“是的。”助理点头，“主任们意见不一，有人担心如果拒绝，可能会影响医院的国际声誉。”
罗铮合上病历，语气平静：“我们不是为了声誉治病，是为了病人活着。”
他直接去了伦理委员会会议室。会议正在进行，气氛紧张。患者家属坐在角落，神情焦躁，时不时打断讨论，甚至拍桌怒吼：“你们有责任救他！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必须试！”
一名年长的委员试图解释：“这种治疗方法目前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贸然使用，可能会加速病情恶化……”
“我不管！”患者的儿子猛地站起来，“你们不试试，就是放弃他！”
罗铮推门而入，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沉声道：“谁决定让家属进入伦理讨论现场的？”
没人回答。片刻后，一位副主任小声说：“他们坚持要参与决策……”
罗铮走到会议桌前，语气不容置疑：“现在开始，所有讨论仅限于医疗团队内部。家属的情绪可以理解，但不能左右专业判断。”
会议继续。罗铮翻阅了患者的检查报告和既往病史，又调取了几组相似病例的治疗记录。他的手指停在一份CT影像上，指着肝脏边缘的一处阴影：“肿瘤已经扩散至胆管，传统手术无法根治。此时强行介入，只会让患者承受更大痛苦。”
“可家属希望尝试新药。”一位年轻医生提出异议。
“新药？”罗铮冷笑一声，“连Ⅱ期临床都还没完成，副作用未知，适应症也不明确。你敢用在自己家人身上吗？”
那位医生低下头，不再说话。
“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命质量，而不是用一场豪赌去换一个虚无缥缈的奇迹。”罗铮站起身，看向众人，“我会组织专家会诊，制定一套更稳妥的中医辅助治疗方案。在这之前，任何人不得擅自调整用药。”
散会后，患者的儿子拦住罗铮，在走廊里大声质问：“你是不是怕承担责任？是不是觉得他没用了就放弃？”
罗铮停下脚步，转身看他，眼神平静却锋利：“我不是神，也不是刽子手。我能做的是，让他走的时候，少些痛苦，多些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