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黎明，北京东城的崇文门城楼突然爆出一团火光。英国远征军的阿姆斯特朗炮正轰鸣着，炮弹在城砖上炸开的碎屑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守城的甘军士兵挥舞着大刀试图封堵缺口，却被联军的排枪扫倒一片，鲜血顺着城墙的箭垛蜿蜒流下，在朝阳中泛着刺目的红——这座矗立了五百八十年的帝都，此刻正迎来它最屈辱的一天。
负责主攻崇文门的是英国少将盖斯利，他在望远镜里看到城楼上的清军旗帜摇摇欲坠，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三天前，八国联军（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已在天津集结完毕，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北京推进，沿途的清军和义和团虽拼死抵抗，却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法国公使毕盛在给巴黎的电报中写道："清国的防线如同纸糊，我们的士兵甚至能在行进中喝咖啡。"（《法国外交部档案》）
东城的战斗最为激烈。董福祥的甘军是清军最顽强的抵抗力量，他们依托胡同民居与联军展开巷战，在东单牌楼一带，一名甘军士兵抱着炸药包与十名俄国士兵同归于尽，炸塌的门楼将街道堵了整整半日。但这种血肉之躯的抵抗终究难敌近代火器，美国第14步兵团用 Gatling 机枪（加特林机枪）在王府井大街扫出一道死亡线，"每分钟六百发子弹织成的火网，让冲上来的拳民和清军像割麦一样倒下"（《纽约时报》记者麦考密克战地报道）。
进攻南城的意大利军队未遇激烈抵抗便攻入永定门，士兵们沿街砸开商铺抢掠，绸缎庄的掌柜跪在地上哀求，却被一枪托砸断了鼻梁。而在西华门，日军第5师团正用炸药包爆破城门，巨响震得紫禁城的太和殿琉璃瓦嗡嗡作响。
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就是发现甲骨文的那位）住在锡拉胡同，他听见巷外传来哭喊，推开院门便见两名德国士兵正拖拽着一名民女。这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抄起墙上的古剑冲了上去，却被德军士兵用枪托击倒。"吾义不可苟生！"（《王懿荣年谱》）他爬起来后，带着妻子谢氏、儿媳张氏投井自尽，用生命践行了士大夫的气节。
午后的北京成为人间炼狱。联军攻破内城后，开始分片"扫荡"，所谓的"作战"很快演变成无差别的屠杀。在北池子胡同，法国士兵将三十多名义和团民驱赶到一处院落，用煤油点燃房屋，听着里面的惨叫拍手大笑；在朝阳门内，俄国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只要发现有刀枪（哪怕是菜刀），便将男主人当场枪毙，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在日记中记下："他们杀人就像打死苍蝇，一个孩子因为给死去的父亲哭丧，被俄军用刺刀挑到了墙上。"（《龙旗下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