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我天津卫一域眼下十分繁茂。据我户部计入，漕粮转运量每年有四百万石上下，落入京通仓的粮草每年有十万余石，再加之本地农桑产出，共有十八万石左右。”
“除了繁茂农桑之外，此间的钞关盐业及其他产业，也十分繁茂，每年可给予我朝三十五万两上下的收入。”
“而因这等繁复产业，这天津一域也吸引来了各地商贾，主要有潮、闽、粤、晋、鲁五省之商帮，具体数目阁部哪里应该有数。”
“至于人口，碍于鱼鳞册未曾更改，这怕是就搞不清楚了。若是让下官来推测，应当是有六万三四的本地户籍吧。”
“除了这明面上的情况，其他地方就不是太好了。由于近些年来的战事，此间民生的预算是不断被挤压，在历经六次征饷加派后，此间的民力是十分凋敝。”
孙居相不愧是名载史册的大牛，张口间就把天津卫的大概情况给描述了一遍。
“恩，这与我商司统合情景的无二。”
张书缘是缓缓的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此时的天津卫情况应该不会太好。
据史书记载，天津一域是历经了六次加派，每次的加派虽然看似不多，每亩耕地，只多增收一厘到二厘之间，但要知道，这增派的对象可基本上都是农民啊！
而虽然史书中记载，崇祯四年和八年时为镇压农民军而搞的“均输助饷”分别将商税和盐课加到了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五的税率。
但这对于那个时空的大明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之法，根本就缓解不了朝廷窘迫的财政。
因为，大明的财政就宛如是一个破了的水桶，一边有人在隐匿银子，一边又有人在虚假报账贪污预算，而且这最重要的是，到了八年之后朝廷是更加的不稳定了，各路蛇神犹如走马观花一般上台，根本荣不得朝廷贯彻定好的政策。
我们再说回来。
而天津卫的商业情况，据他商业司统计，包含天津卫附近的乡镇来讲，共有七百所各类坊市，其中以杂货坊及客栈酒楼为主，船舶冶炼制造次之。
“既然此间情形如此，那依孙侍郎看来，我朝之新政重点该放在何处？是船舶制造，还是盐铁粮食运输？亦或者票号、茶庄、杂货行？”
看着孙居相的眼睛，张书缘就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而这问题也代表着他的立场。
“大人，下官不敢乱言，此等大事乃非私器，理应放眼全局。”
说这句话时，孙居相是正襟危坐，一双眼睛透露着浓浓的刚正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