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便任由他们坐大？”我忍不住提高声音，“七国之地已占天下半壁，若等他们羽翼丰满，再想削藩，难如登天！”
父亲沉默许久，忽然从袖中取出一卷竹简，递给我：“这是为父早年写的《诸侯论》，你看看。”
我展开竹简，只见上面写着：“削藩者，宜分其权而非夺其地，收其财而非削其爵，循序渐进，方为上策。”
墨迹斑驳，显然写于多年之前。
我心中一震，忽然想起文帝时，父亲任太子家令，曾与贾谊争论削藩之策，当时我尚年幼，只记得父亲说“欲速则不达”。
如今再看这竹简，才明白父亲的深意。
但那时的我，只当这是父亲的担忧，却不想，他竟在三日后服毒自尽。
临终前，他特意将我的《削藩十策》藏在槐树根下，怕被叛军损毁，而自己却饮下了景帝赐的鸩酒——不，不是景帝，是袁盎，是那些被削藩触怒的诸侯，借皇帝之手，除了他们眼中的绊脚石。
初入官场时，我研习申不害、商鞅之术，以为只要有严刑峻法，便可治国安邦。
汉文帝时，我因善辩和才学被任命为博士，成为太子刘启的家令。
太子对我信任有加，常与我彻夜长谈，讨论如何强干弱枝。
那时初遇儒家博士辕固生，他曾在御前斥我“以法代礼，必失人心”，我却年轻气盛，以“商鞅变法强秦”回怼。
如今想来，朝堂之上从无单纯的政见之争，每一道奏疏背后，都是诸侯钱袋与儒生笔杆的角力——正如袁盎腰间那枚吴王所赠的羊脂玉佩，在晨光中折射出冷光，照见儒法外衣下的利益勾结。
我提出削弱诸侯、重视农业、移民实边等政策，其中《论贵粟疏》被文帝采纳，那时的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以为只要有明君，便可实现心中的理想。
却不知，当我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时，袁盎正与吴王的使者在密室里分金，辕固生的竹简上，写着的是如何用《春秋》大义为诸侯辩护。
刑场渐近，远处传来更鼓之声，咚——咚——，敲得人心惊。
我忽然想起阿宁，此刻她应该在晁府后庭，守着那株老槐树吧？
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即将赴死，不知道她会不会像十二岁那年一样，拼了命来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