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过后的春寒比冬天还冷，我把穿了三年的棉鞋扔进洗衣房，鞋跟处的线头早散完了，露出里面藏存款单的夹层，布料磨得薄如蝉翼，能看见当年缝进去的补丁
——刘强的校服、小伟的秋裤、老王的白衬衫，针脚密得像我们攒钱时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却攒不住儿子们的贪心。
“李奶奶，您儿子们在会议室等您。”
小陈的语气不对劲，会议室里坐着刘强、小伟，还有几个没见过的亲戚，像极了当年菜市场的同行凑在一起商量涨价。
李梅和张芳坐在最前面，指甲都没涂色，倒显得手白得刺眼。
“妈，我们找了亲戚作证，”刘强掏出泛黄的账本，上面记着这些年给我们的“赡养费”，字迹歪扭，像他小学时没写完的作业，“您要是不把存款拿出来，我们就……”
他没说完，小伟接话：“就去法院告您，说您虐待儿子。”
会议室的灯白得发冷，照得他们的影子贴在墙上，像两棵长歪了的树。
我盯着账本上的数字：两千、两千、两千，每月准时得像菜市场的电子钟。
而账本的背面，是我记的账：刘强买房五万，小伟结婚十万，孙子孙女的压岁钱每年六千，还有老王每次住院的押金……数字比他们的多得多，却被墨水浸得发皱，像被揉烂的存款单。
“好啊，”我摸出床头柜里的存款单，两张纸在春寒里发出脆响，“一人四十万，拿去吧。”
李梅的手刚碰到单子，我突然松手，纸片飘向开着的窗户，养老院的铁栅栏在下面闪着光，像极了当年豆腐摊的铁皮炉子。
“妈！”两个儿子同时扑向窗户，张芳的金镯子刮到桌角，李梅的美甲勾住了窗帘。
我看着存款单飘落在香樟树下，被春风吹得翻卷，“市养老院”的红章时隐时现，像极了我们卖豆腐时，豆浆表面结的那层豆皮——薄如蝉翼，却裹着一辈子的热与凉。
散会时刘强蹲在地上捡存款单，手指捏住被风吹皱的边角，像捏住我们二十年的血汗。
小伟站在窗边，望着楼下的铁栅栏，没说话。
我走回房间，看见洗衣房的阿姨正搓洗我的棉鞋，鞋跟的补丁在水里漂着，像一片枯黄的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