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瑞丽口岸的梧桐叶开始泛黄。
我穿着父亲遗留的旧军装，布料磨得发薄，肩章线缝里还卡着半片槐花——那是黑子归家那晚，沾在它毛上带进城里的。
黑子趴在脚边，耳朵却始终竖着，监听着过往车辆的异常响动。
它后颈的伤已经结痂，可每当阴雨天气，还是会疼得整夜舔舐自己的爪子，肉垫在水泥地上蹭出细碎的沙沙声，像在数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乡野夜晚。
“小川哥，该换岗了。”
阿月抱着保温桶走来，发梢还沾着晨露。
她是寨子里的医生，也是父亲战友的女儿，自从上次在牛棚获救后，总以“给黑子换药”为由往检查站跑。
保温桶里永远装着驱寒的姜汤，还有她亲手烤的玉米饼，带着柴火的香气，却总在边缘留着焦痕——我知道那是她故意的，因为父亲生前最爱吃烤糊的边角。
阿月的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银针，针尾系着红绳，和她腕上的刺青同色。
那道蛇形刺青藏在袖口下，只有换药时偶尔露出半截，青黑色的纹路像条冬眠的蛇，让我想起老刀团伙的标记。
但她指尖永远带着草药味，给黑子处理伤口时，会哼父亲教我的边防小调，跑调的旋律里藏着某种心安。
黑子突然站起来，尾巴僵直地指向远处的集装箱货车。
我按住它的脊背，掌心感受到它肌肉的紧绷——这是发现可疑目标的信号。
货车司机是个戴墨镜的中年男人，递驾驶证时指尖微微发抖，袖口露出半枚蛇形刺青，正是老刀团伙的标记。
驾驶证上的地址是三年前就被捣毁的村庄，换证日期却在半个月前，油墨味新鲜得像是刚从打印机里出来。
“例行检查。”
我接过阿月递来的防爆棍，金属棍柄上刻着父亲的名字缩写，是他当年亲手用军刀刻的。
司机打开后车厢的瞬间，腐木味混着淡淡奶香涌出来，十二只装着幼犬的铁笼整齐排列，每只小狗脖子上都系着红绳，正是黑子小时候戴过的样式。
但它们的眼神浑浊，鼻头干燥，不像普通幼犬那样活蹦乱跳，更像被注射了某种镇定剂。
黑子突然发出低吠，鼻子在铁笼间快速移动。
当它经过第三只铁笼时，前爪猛地拍向笼门，喉咙里溢出压抑的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