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到了第二天，或者更晚，刘成会拿起报告，用他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在审批栏里龙飞凤舞地写下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比如“建议观察”、“暂缓处理”、“情况特殊，酌情处理”之类。这些批示的字数和语气，似乎永远保持在一种微妙的比例上——既不能完全否定现场数据，又不能明确指示处理，其模糊程度，林野后来统计过，大约在42.7%左右。这个数字，意味着有接近一半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模糊的指令下被搁置、被遗忘。
最后，无论伤损多么严重，只要不是当场断裂的紧急情况，刘成的审批流程总会以一个鲜红的“同意通过”印章结束。那枚印章盖下去，就像盖住了一个可能存在的窟窿，将所有潜在的危险都封印在文件里，让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继续潜伏。
而现在，看着屏幕上自动判伤系统展现出的漏检模式——先是在检测阈值处拖出长达12小时的“空白带”，让警报沉默；接着，让模糊算法在42.7%的伤损区域跳起一种危险的双人舞，将清晰的缺陷图像扭曲、淡化；最后，用电子印章在“合格报告”上盖下猩红的、冰冷的谎言。
林野感到一阵眩晕，胃部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他不是个轻易相信阴谋论的人，但眼前的数据，眼前的模式，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扎破了他所有的理性防线。
“你们……把刘成的审批流程，写进了算法的核心？”林野喃喃自语，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他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他走到巨大的数据可视化屏幕前，手指在触摸屏上快速滑动，调取刘成所有审批文件的元数据，包括扫描件、时间戳、处理流程记录。
当第一个扫描件的文件指纹，与自动判伤系统日志中某个异常数据包的哈希值重合时，实验室的空调系统突然发出一声怪响，喷出一股刺骨的冷气，让林野打了个寒颤。
那些被刻意模糊、最终被系统“忽略”的伤损影像，在代码层面，竟然对应着刘成笔迹的顿笔、连笔和飞白。那些被系统自动“修正”为“正常”的数据点，其修正的幅度和方式，竟然与刘成在审批文件上修改、涂抹的痕迹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