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东野8纵在炮纵150毫米榴弹炮的支援下对津东北王串场据点进行突袭。参战的炮纵3团3营原本是在附近区域试炮，但8纵和东野司令部均认为用国军工事试射更为合适，同时在这个方向使用重炮，也会使敌人摸不清东野主攻方向，让陈长捷产生我军可能将主攻方向选在天津北侧的错觉。
此炮战后，东野组织各级领导尤其是炮纵指挥官到国民党军碉堡群进行实地考察，为日后总攻中炮兵如何进行破坏射击提出宝贵意见，先以不装引信的炮弹打碎敌人钢筋混凝土碉堡的外墙，再以瞬发榴弹杀伤碉堡内的敌军，取得了完美的破坏效果。在完成了外围敌军防御点清扫工作后，东野开始准备对天津的最后总攻。
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对天津守军进行劝降。此时，东野在天津周边展开了538门加农炮、榴弹炮、山野炮和重迫击炮，而天津守军山野榴炮一共才50余门。
1月8日，天津东野前线总指挥部下达兵种协同动作计划，其中针对炮兵作战的特点，拟定“破坏射击时”“压制射击时”“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四大步骤中步、坦、炮、工的具体分工和顺序。
各主攻方向的指挥员此时对我军强大的炮兵和装甲兵实力都感到相当满意，例如第一主攻方向共有地炮273门。
东野9纵某部突击部队正越过鹿砦，突津城防。面对天津的纵深防御体系，刘亚楼决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策略。各纵队也都准备架桥工具，挖掘了超过1万米的交通壕，以保证攻击发起的突然性。
1月12日和13日，东野炮兵开始进行试射，并直接对预定突破口附近的国军碉堡和纵深目标进行破坏射击，为了迷惑敌人，东野规定上午东侧炮兵开火，下午西侧炮兵开火，中午留给南侧炮兵。各部必须留一个炮连准备对国军炮兵进行反压制。
14日早晨，东野部队惊异地发现整个天津笼罩在大雾之中。9点后云开雾散。
9点30分炮兵开始试射，10点时，5颗红色信号弹突然临空，天津周围的五百余门大炮一起发出怒吼，成千上万发炮弹几乎要把天津整个掀起来。
眼看东野各纵队纷纷打进突破口，作为总预备队的东野6纵17师再也坐不住了，这支部队是东野的总预备队专业户，1947年6月打四平17师是总预备队，1948年9月打锦州它又是总预备队。当2纵突破城垣后，6纵17师师长和政委便开始轮流给各级领导打电话，要求尽快上阵。
11点，刘亚楼命令17师立刻从1纵开辟突破口冲入城内，与1纵、2纵、7纵、8纵相比，6纵17师是一个不太相信炮兵的部队，他们更喜欢用自己捆的炸药包。东野上下都知道17师从师部机关干部到普通一兵，都是捆炸药包和爆破的好手，他们管炸药包叫“手中雷”。
在冲入天津城内后，17师先冲进南开中学，然后攻打天津电车公司。在电车公司广场上国军的碉堡像蒸笼里的馒头似的一个挨一个。结果17师49团1营3连2排3全班12人扛了10个10公斤的炸药包，从电车公司大楼后方迂回，从大楼开始炸起，一路摧枯拉朽，最终赢得“爆破英雄班”称号。
在天津战役中，东野坦克装甲兵对于各部队突入城内后快速突进起到关键作用。14日15点，东野坦克部队以排甚至单车为单位，支援已经彻底各自为战的步兵部队，例如1纵2师6团在穿过鼓楼南大街进至新旅舍时，遭遇国军凭借高大建筑物建立的支撑点。步兵多次爆破未能奏效，关键时刻东野两辆坦克一马当先，连打带撞，直接在大楼外墙冲开一个大洞，掩护步兵冲入楼内全歼守敌。
天津战役中，东野战士正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天津城防。按刘亚楼的“东西对进”部署，东野以1纵、2纵配属20辆坦克及炮兵部队，由西向东攻击；而7纵、8纵配属部分炮兵和10辆坦克从东向西攻击当14日夜色已深，但枪声、爆炸声却此起彼伏。
东野指战员在夜幕掩护下，以团营连为单位大胆穿插，多路并进，迅速撕裂陈部国军的防御体系。2纵5师16团1营沿忠庙大街向东推进，一路夺取大丰桥等三座桥梁。
凌晨时，1营经火柴公司、转盘街抵近金汤桥。但此时金汤桥桥头堡却以轻重机枪交叉火力组成火网。攻击受阻的1营3连派出两队战士从侧翼攻击西侧几个主要桥头堡，并一举夺取了桥西段。
同在凌晨3、4时，8纵71团也打到金汤桥东侧。面对桥头主堡，东野战士连续进行4次爆破。东野战士将红旗插在了金汤桥东桥上。
5时，东野2纵和8纵正式在金汤桥会师。会师金汤桥，标志着天津国军被一分为二。但从城市战角度，困兽犹斗的国军仍然可以凭借支撑点负隅顽抗，例如1纵2师炮兵团1连在配合步兵攻击时，突然遭遇敌人一座建筑物集中了多挺机枪。
由于楼高街窄，步兵和炮兵都无法仰攻压制敌人，也无法迂回。关键时刻，东野炮兵将山炮拆成三大部件，抬到附近三层楼上，以7枚炮弹敲掉敌人4个火力点，掩护5团夺占胜利桥。
随着战况的发展，天津陈长捷麾下的国军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解放军开始采用“猛打紧喊”的战术，以强攻配合劝降。
1949年1月15日5点，东野部队迫近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东野1纵解放军先夺占了警备司令部东西两侧的制高点，1团2营炸开司令部大门，从一楼打到顶层，却没有抓到陈长捷。
此时的陈长捷正在地下室与傅作义通电话。
最终，解放军冲进了地下室，挺枪站在陈的背后。这位曾叫嚣有自己在天津不会丢的国军悍将，就这样当了俘虏。
整个天津总攻仅持续了29个小时便结束了，这一结果出乎国共双方几乎所有人的预料。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在人民欢呼声中开入北平城内进行接管。至此，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此时，淮海战役也结束。
淮海战役源于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领导粟首次提出“淮海战役“构想，计划歼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及两淮地区之敌，后扩展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南线战略决战。
此役如果胜利，可使长江中下游北岸地区获得解放，南岸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威胁之下，加速了其政权的崩溃。
1948年下半年，国内形势愈发对国民党军不利，6月，解放军发起豫东战役，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提出了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在西北扩张，在华东华中加强进剿的战略。从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军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造成解放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
9月间，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克济南，这是中国解放军首次攻克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坚固城池，也宣示了重点防御计划的失败。
在济南战役中，尽管蒋命令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黄百韬、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北上解围，但慑于华东野战军的强大阻援部队和孟良崮战役的后遗症，黄邱李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直至济南城破，黄、李两兵团尚未集结完毕。
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军纷纷弃城，山东境内只剩下青岛等少数据点，使得解放军南下作战再无负担。
同时，鉴于邱黄李三兵团的犹豫，机不可失，粟裕立即全面进行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开始着手歼灭距离徐州较远的黄百韬第7兵团、李延年第9绥靖区，为夺取徐州做好准备。
同时，中原野战军应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元良兵团，以减轻华野阻援的压力。
中野以极小代价占领郑州，开封后，对战役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中野牵制张淦三兵团、黄维十二兵团，迟滞了华中国军向徐州战场的东调。
1948年10月27日，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进入徐蚌战场，相机行事。
在济南失守后，1948年10月，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开始收缩兵力，国军集结了4个兵团（第2、第13、第7、第16兵团）和4个绥靖区（第3、第4、第1、第9绥靖区）部队25个军共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利用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组成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之“一点两线”防御阵线，加强防守中原和华东地区，采取战略守势。
10月底，解放军中原野战军进攻郑州，国军忧虑其可能会与华东野战军在江淮地区会合，为巩固江淮，屏障南京。
1948年10月2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按照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之指导思想，提出两种作战方案：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做战略防御；当解放军南下时，即集中全力，寻机与解放军决战；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
同时，为解决兵力不足，将辽沈战役后驻留葫芦岛的第39军、第54军转至蚌埠，支援徐蚌战场。尽管这次会议商定采用第一种作战方案，但直至徐蚌会战开始，国民党仍没有确定作战部署，蒋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在淮河一带击破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
直至1948年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方确定部署按第一案，主力沿津浦路排开。
在指挥官人选上，蒋希望桂系白担任总指挥，但白认为国军十字型布阵完全陷入被动，于是坚决推辞。
在前方指挥机构人选方面，蒋又希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能指挥这场战事，但杜聿明已于1948年10月15日被紧急调往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蒋一时无信任人选可派，于是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来指挥这场战役。从白拒绝指挥，到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只有6天时间。
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总部以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结果大意轻敌。
粟裕为迷惑国民党军，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不停向外发出指令，国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使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部署调整、兵力调动也趋缓慢。
1948年11月1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万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进行淮海战役，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实际上，约50万解放军同时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在国军不知情下扑向徐州。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刘峙作战无能，故在战斗前，国军布阵极为不利，与解放军作战处于被动及被分割攻击。
国民党军尚未按“徐蚌会战计划”南移，1948年11月5日，刘峙见国军各兵团均已报告在正面发现解放军主力都扑向徐州之势，便遵从蒋之意，将徐州周边部队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图向淮河一线撤退。
刘命令黄百韬第7兵团、李弥第13兵团退回徐州东郊；经蒙城向蚌埠调动的孙元良第16兵团，经宿县北上退回徐州；邱清泉第2兵团退回徐州西郊，死守徐州。
1948年11月6日，南京统帅部调动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第12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东援。徐州、蚌埠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发起总攻，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国民党军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
黄百韬第7兵团因奉令等海州第9绥靖区的第44军西撤，推迟至7日才到西开。华东野战军借此延误，追上正在渡大运河的第7兵团，负责殿后的国军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被迅速歼灭。黄百韬见势不妙，希望李弥第13兵团协助撤退。李弥拿出刘峙命令，执意按计划回撤，拒绝援助。
1948年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的国军第3绥靖区3/4以上之官兵举行贾汪起义。起义之后，解放军迅速通过国军第三绥靖区防区。
11月1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的山东兵团主力，歼灭国军第7兵团西撤之先头师，切断国军第7兵团退路。
国军第7兵团渡过大运河后，走到碾庄时，第64军军长刘镇湘建议，依靠第13兵团在碾庄留下的军事工事，与解放军大战一场。同时，南京统帅部发来电，称可交战，如能击退解放军再走亦可，这样第7兵团就在碾庄犹豫了一天，最后决定迎战解放军。
结果解放军行军速度超出预料，在一日之内，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就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要道，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将国军黄百韬第7兵团12万人合围于碾庄地区，孟良崮战役似乎要重演。
此时徐州南方战况，由于宿县的孙元良第16兵团北撤徐州，而协防宿县的刘汝明第4绥靖区也向南撤。
由于刘峙指挥慌乱，蒋决定1948年11月10日把杜聿明调回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具体负责指挥作战；同时命令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由徐州向东攻击，为碾庄的黄百韬第7兵团解围。
杜聿明是国军有名的救火队长，虽然身患重病，徒步行走都很吃力，但形势紧急。
杜开始调度，在蚌埠，以第9绥靖区改组建第6兵团，以第4绥靖区改组建第8兵团，两兵团将协同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宿县推进。至此，徐州、蚌埠战场国民党军兵力增加到80万人。
1948年11月16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张绩武驻防的宿县，切断了徐州守军向蚌埠之退路。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默契合作，淮海战役解放军总前委成立后。
宿县失守，严重威胁徐州，蒋介石下令黄维第12兵团及蚌埠之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向北推进，准备重新夺回宿县。
自11月13日起，徐州国民党军以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协同攻击全力解碾庄第7兵团之围。
刚开始，粟令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组成阻援兵团，由10纵司令员宋和政委刘统一指挥，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实行正面防御阻击徐州国民党军东援；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第2、第13兵团增援，在潘塘附近发生激战。
国军第2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于离碾庄12公里处大许家一线，无法突破。
11月19日，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第7兵团的围歼作战，至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将碾庄第7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
国军第7兵团被歼灭后，由蚌埠进军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担心被解放军攻击而拖延北进，造成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增援向宿县进军的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位置突出、孤立。
在华东和中原二个方面集团军的联合阻击下，国军李刘黄这3个兵团30余万人始终无法靠拢徐州打通徐州—蚌埠间联系，战场形势对国民党军极其不利。
第12兵团由蒙城出发渡过涡河，1948年11月21日，第12兵团到达南坪集并渡过浍河，发现华东与中原二个解放军有合围之势，于23日夜转向东南方向的固镇转移，企图向李延年第6兵团靠拢。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合围黄维第12兵团。
1948年11月23日，为便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淮海战役总前委移驻临涣以东15华里、浍河北岸的宿县小李家村。
小李家村是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普通小村庄。村周围柏树环绕，郁郁葱葱，比较隐蔽，这里位于徐宿铁路与徐阜公路之间，是国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每天都有几批敌机临空侦察或过往，总前委驻在这里，是国军意料不到的。
1948年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国民党军黄维第12兵团10万人包围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
11月27日，黄维指挥第12兵团乘合围尚不严密以4个师兵力为先头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围，其中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率部阵前倒戈，致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军心动摇，士气一蹶不振，只得就地固守待援。
此时，国民党军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由于第7兵团被消灭，徐州东线已完全暴露。徐州往蚌埠之退路，亦因宿县被中原野战军占领而切断，而双堆集黄维第12兵团10万人也被中原野战军合围，有被全歼之危险。
1948年11月28日，蒋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徐州“剿匪”总司令官刘峙将离开徐州调到蚌埠指挥第6兵团、第8兵团再次北援。
由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30万徐州守军，于1948年11月30日放弃徐州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华东野战军发现国军撤走，立即以7个纵队30万人发起追击、拦截。
同时，由于南线李延年兵团缩回蚌埠，华东野战军又从南线另抽调3个纵队加入北线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攻。杜聿明部途中接到蒋介石命令向东南出击，去解救双堆集的黄维第12兵团。
杜指挥的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不得不又转攻东南去营救双堆集黄维的第12兵团。邱李孙的三个兵团最终在12月4日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
12月6日，孙的第16兵团因协调错误，自行突围，大部被歼灭。
中原野战军对黄维第12兵团采取大量挖战壕逼近的包围攻坚战法，对第12兵团合围圈不断缩小，至12月初，第12兵团粮弹不足陷入困境，杀马充饥，只能靠有限的空运补给。
此外，华东野战军又抽调5个纵队加特种兵纵队由华野参谋长陈指挥，加入对双堆集第12兵团的围攻。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因回家奔丧最初没有随军，第12兵团被围后乘飞机进入双堆集包围圈。
1948年12月6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第12兵团全线发起攻击。
1948年12月12日发起总攻，至15日第12兵团残部各自突围被歼灭，消灭了国民党军12万人，俘虏第12兵团司令黄，副司令胡单独突围逃出。
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1月6日，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至10日将其全歼，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化装逃脱。至此，淮海战役结束。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乘胜追击，摧枯拉朽直抵长江北岸边，百万雄师与长江南岸的南京隔江相望。东野和华北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也逼近武汉，直指武汉白崇禧的华中‘剿总’指挥部。
长江中下游北岸已经聚集近二百万久经沙场的解放军，势不可挡，士气正盛。
此时，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武汉、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
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和全国的商贾财主富商争相逃往香港、台湾。卢先生的民生公司的船舶生意达到巅峰。
从北平转移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迁往台湾。
1949年元旦过后，CH中国公司旗下的四大华侨城也在争先恐后撤退，城中暂时落脚的海外华人华侨一夜之间，全部跑光。
仅回国三年，多家工厂刚刚竣工投产，CH公司已经在中国境内投资7千万美元和8千万大洋。
一个像西门子三菱的百年企业梦好像即将破灭。
上海最恐慌，几十万人拖家带口逃亡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刘秀的艰难抉择时刻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