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姜赢山带领朱达师在西部剿敌时，有两股叛军趁机向东发展，一直打到显德府附近，搞得王之孝很紧张，赶忙让姜赢山带领朱达师撤回来，保卫显德府周边区域。
至此，单靠朱达路的能力已经无法扑灭叛乱，王之孝被迫向周围各路的华人部队求援。
最早收到请求的是宋朝隐，镇罗军驻守在索木城，一方面要准备第三波征服行动，一方面也是镇压夷人的机动力量。
宋朝隐接到请求后，毫不迟疑，立即率领镇罗军南下支援朱达路，镇罗军在塔那（孟买）登陆，上来就是一顿碾压，将一些作乱的夷人就地消灭，然后越过西高止山，往德干高原一带进攻，一直向东进攻打贾尔纳附近，先后扫平了朱达路北部两郡的叛军。
不久，张广孝在帕迦路也接到了王之孝的请求，张广孝认为，天竺三路连为一体，如果不管，叛乱就有可能蔓延到帕迦路，必须要出兵支援，当即命令都统吕鸿基率领帕迦师南下支援朱达路。
张广孝同时派人送信给韦处厚，让他的瞿印师不要动，天竺北部还是要留一个部队坐镇，防止后方发生变乱，韦处厚深以为然，留下瞿印师作为瞿印路、帕迦路最后的机动力量。
帕迦师很快从东北方向打过来，与镇罗军相互配合，很快扫平了朱达路北部的叛乱，两个部队在宋朝隐的统一率领下，呈扇形展开，一路向南攻击前进。
朱达路的华襄部队听说有两支生力军来支援，士气大振，也开始反击叛乱的夷人。
在镇罗军和帕迦师的拉网式打击下，夷人的游击战毫无用处，一个个据点分批被唐军拔除，大量夷人被杀、被俘。
镇罗军和帕迦师一路向南压迫攻击，越向南印度半岛收的越窄，部队的队形更加密集，对夷人打击的力度越大，加上朱达师的反击，夷人叛军损失越来越大，最后被压缩到印度半岛最南端。
这些叛军有的投降，有的坚持抗战，还有的乘船跑到锡兰岛，希望在那里落脚。
锡兰郡太守郑亚早有准备，锡兰郡的襄人团配有战船，他命令襄人团出海攻击渡海而来的叛军。大量载有叛军的船只被击沉，叛军发现往锡兰岛的水陆被堵住了，被迫返回大陆。
镇罗军、帕迦师、朱达师，在宋朝隐的统一指挥下，发起最后的绞杀，三支部队大规模进攻叛军最后的营地，这些叛军遭受重大伤亡以后，被迫投降。
宋朝隐久在天竺，大概也知道朱达路夷人叛乱的原因，所以对王之孝非常不满，认为有一半原因归咎于王之孝等人的不作为，所以就专门写出一份奏折。
宋朝隐在奏折中，一方面介绍唐军平叛的经过，一方面历数朱达路官员和牂牁族的错误，要求朝廷采取果断措施，否则还是会发生第二次叛乱。
宋朝隐平叛完毕后，将俘虏交给朱达师，然后就直接乘船返回索木城，不愿见也不愿理王之孝等人，吕鸿基也随之带帕迦师返回玄策府。
王之孝本来还想在显德府设宴款待来帮助平叛的两支部队将领，没想到两个部队都不给面子，干完活就走，自己也正好省了。
刘悟离开叙黎郡后，对穆庭路的乱象也是不满，专门写了一道奏折弹劾吴元济等人，派人送到瀚海路宏威府，利用瀚海路的驿使送到夏原。
元和21年五月份，朝廷先后收到穆庭路和朱达路被剿灭的奏报，后面又先后收到两个将领弹劾的奏折。
李纯认真地阅读了两份奏折，发现里面表述的问题，比自己和两个宰相估计的更严重一些，如果继续任由这些庸官主政，两路的形势还会再次恶化。
还有羌戎族、牂牁族，过去本应是帮助华族治理夷人的，而不是给华族添乱的，就在征战中出了一点力，就把自己当老爷，压迫、刺激夷人，简直是火上浇油。
吴元济和王之孝两个糊涂蛋，浑浑噩噩，朝廷的那么多治理夷人的政策不执行，对很多问题漠然处置，图省事、不作为，眼睁睁地看着问题的恶化，必须要撤掉。
还有，在夷人地区抓获的这么多俘虏，也要妥善处置，继续留在当地就是一个大的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流放外地。
前两年，元稹曾经将安达曼群岛的矮黑人转移到巴布亚岛，将安达曼作为符真路的夷人流放之地，但是安达曼不大，用个两三年就没地方了。
目前朝廷已经征服了六个半路的夷人，数量众多，那些叛乱人员、重型犯，都需要找个比较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专门的流放地。
李纯思前想后，觉得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澳洲。
澳洲目前属于蛮荒之地，上面只有少量极为原始的部落，地广人稀，搞些地方安置流放犯，完全没有问题。
流放地都选在沿海条件较好的地区，将内陆地区留给原来的土著人，这些流放犯就地进行农业生产，如有发现逃跑行为，就地斩首。
同时，将这些流放犯全部结扎，无法生育，一是防止再繁衍生育具有反叛意识的夷人，二是不能侵占澳洲本地土著人的地盘。
李纯将两个宰相召来，讨论两个路总督人选更换、在澳洲设置流放地的事。
李纯首先说：“从前方送来的战报来看，穆庭路和朱达路的叛乱规模很大，损失也很严重，其中华人军民死伤两百多人，大部分都是平叛的华族官兵，羌戎族死伤五千多人，牂牁族死伤七千多人，穆庭路夷人死伤六万多，朱达路夷人死伤八万多，苏伊士运河也被迫停工，教训太惨痛了。”
裴度说：“吴元济和王之孝两个粗人，只会打仗，不会政务，采用放羊的方式管理地方，不出乱子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