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走过去，俯身仔细查看。在门框离地约一米二的高度，有一道浅浅的、略带弧度的划痕，与柴刀的刀刃弧度吻合。
“这应该是汪正国进门时，手中柴刀不小心刮到的。”赵刚对围过来的学生们说，“当时勘查重点在血迹和脚印上，这个细节被忽略了。你们很仔细。”
另一组学生在里屋墙角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模糊的鞋印。
“这像是孩子的脚印。”一个女生蹲在地上，声音有些发颤，“说明孩子当时还有意识，可能试图逃跑或躲藏……”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学生们看着那个小小的脚印，仿佛看到了那个夜晚发生的惨剧，表情都凝重起来。
中午，学生们在村委会办公室简单用餐后，开始整理上午的勘查结果。陈默要求每组都要形成书面报告，包括发现的细节、推理过程和结论。
下午三点，模拟勘查结束。学生们回到院内，陈默进行总结点评。
“痕迹组注意到了门框上的新划痕，很好；但忽略了灶台边缘可能的手印痕迹，不够全面。”
“心理侧写组对笔迹分析到位，但对纸条材质的溯源思考不足——为什么是云溪中学的作业本？这个细节当初帮助我们缩小了排查范围。”
“路线还原组重建的作案过程基本合理，但对嫌疑人心理状态的把握不够——汪正国为何先杀周德海，再杀其他人？这反映了他的主要仇恨对象是谁。”
陈默最后说：“现场勘查不是简单的收集证据，而是通过细节还原真相。每一个细微的痕迹，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他布置了课后作业：“每人写一份分析报告，主题是‘农村报复性犯罪的诱因’。要结合汪正国案，从经济矛盾、人际关系、心理疏导缺失等角度进行分析。下周三上课讨论。”
夕阳西下，中巴车驶离清溪村。学生们疲惫却兴奋地讨论着今天的收获。对他们来说，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一步。
当晚，陈默住在清溪村唯一的招待所里，整理今天的教学记录。窗外山风呼啸，吹得窗户微微作响。
晚上八点多，赵刚提着两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敲门进来。
“知道你明天才走，过来喝两杯。”赵刚晃了晃手中的酒瓶，“案子结了，总算能睡个踏实觉。”
两人在简陋的木桌旁坐下，用茶杯当酒杯。几口烈酒下肚，身体暖和起来，话匣子也打开了。
“陈教授，这次多亏了你。”赵刚举杯，“要不是你从那些细微痕迹里看出门道，这案子不知道要拖多久。暴雨几乎把现场冲干净了，当时我都快绝望了。”
陈默与他碰杯：“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基层刑警的经验和直觉，很多时候比理论更有用。”
两人沉默地喝了几杯。窗外，整个山村早已入睡，只有偶尔的狗吠声划破寂静。
“你说，这汪正国……”赵刚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沉闷，“要是当初有人劝劝他，拉他一把，会不会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陈默给两人的杯子重新斟满酒。“他前妻说过，周德海其实劝过，但方式不对，反而激化了矛盾。农村缺乏专业的心理疏导和矛盾调解机制。”
“是啊。”赵刚叹了口气，“咱们这地方，两口子吵架、邻里纠纷，都是村干部去调解。但像汪正国这种钻牛角尖的，普通劝说根本没用。”
陈默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这就是我们教刑侦的意义——不仅要破案，还要从案子里找‘预防的逻辑’。下次我给学生上课，会把‘农村心理疏导’和‘矛盾调解机制’加进教案。”
他转回头，看着赵刚：“少一起命案，比破一起命案更重要。”
赵刚重重地点头，两人再次举杯。
喝到深夜，赵刚脚步蹒跚地离开。陈默却毫无睡意，他打开台灯，开始修改教案。
在“农村刑事案件特点”一章中，他增加了新内容：“农村地区人际关系紧密，矛盾往往长期积累；心理疏导资源匮乏，极端情绪得不到专业干预；基层调解方式简单，可能反而激化矛盾……”
写完这些，他特别加了一行备注：“刑侦工作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惩治犯罪，更是通过案件分析预防犯罪。基层民警应具备初步心理评估和矛盾调解能力。”
窗外，月亮从云层中露出，清冷的月光洒在山村之上。这个经历了悲剧的村庄正在慢慢愈合伤口，而陈默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第二天清晨，陈默收拾行李准备返回省城。临走前，他特意去周德海家院外站了一会儿。
黄色的警戒线仍在风中飘动，但院门口不知被谁放了一束野花，已经有些枯萎。山村的生活还在继续，但某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中巴车驶出清溪村时，陈默最后回头看了一眼。他希望带来的学生们能从这里学到的不只是刑侦技术，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责任的认知。
车在山路上颠簸，陈默打开笔记本，开始构思下一堂课的内容。他决定以“10·14灭门案”为完整案例，让学生们分组进行模拟侦破，从现场勘查到心理侧写，从线索排查到审讯策略。
回到山泰警院后，他还将建议开设一门选修课：“犯罪预防与社区调解”，邀请基层民警和心理学专家共同授课。
这些想法被他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车窗外，秋日的阳光穿过群山，照亮前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