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简单说了两句，郭志远那边似乎有人找，便挂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话筒上似乎还残留着刚才的紧张感。办公室里很安静，曹伟兵、杨明瑞、韩俊等人都看着我，显然从我的只言片语和神情中猜到了一些。
“县长，是市委于书记有重要任务？”曹伟兵试探着问。
我点了点头，没有细说，只是道：“一点棘手的事，关系到兄弟县的一个老厂子。走吧，先去乡里简单听听汇报，然后回县里。”
接下来的行程，在乡政府会议室听潘保年汇报乡镇企业和春耕准备情况时，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平安县那个熟悉的高粱红酒厂，飞到了那个整天围着酒缸转、脾气古怪却手艺超群的孙向东身上。
该如何开这个口？利益交换？感情牌？政策压人？哪一种对那个“倔驴”可能有效？我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各种可能性，他倒是喜欢娱乐项目，但我总不能带他消遣吧。
下午回到县里，办公桌上已经堆了一些待批的文件。我刚坐下没多久，县法院的吴院长就敲门进来了。老吴年纪不小了，头发花白，脸上总带着一种法官特有的谨慎和严肃。
“县长，打扰您一下。关于那个偷盗台胞王建广财物的案子，我们合议庭初步有了意见。”老吴坐下后，开门见山。
“哦？怎么定的？”我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这件事影响很坏啊，那个台胞老王先生人家是带着诚意回乡啊，是县里好不容易请回来考察投资的，结果在招待所里丢了金戒指和美钞，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了回来，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