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正月（1900年2月），袁世凯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这位靠新军发家的官员深知洋人的厉害，一到任便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倘敢仍前聚集，借端煽惑，持械格斗，定即严拿，就地正法。"（《袁世凯奏议》）他派新军围剿拳民，在平原县一仗打死三百多人，赵三多率残部逃往直隶。山东的义和团虽遭重创，却如燎原之火般烧向了京畿腹地。
直隶总督裕禄是个典型的昏官，他见慈禧对义和团态度暧昧，便对辖区内的拳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义和团已蔓延至保定，他们在总督衙门前表演"刀枪不入"，裕禄竟亲自观看，还赏了白银二百两。这种官方默许让拳民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烧毁保定火车站，将法国神父樊国梁的教堂付之一炬，甚至闯入藩库抢走库银，声称"此乃洋银，当充军饷"（《保定府志》）。
北京城里很快也出现了义和团的身影。他们头裹红巾，腰系红带，手持大刀长矛，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喊"杀洋鬼子"的口号。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拳民们多次试图冲闯，都被使馆卫队用洋枪逼退。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北京的局势已失控，拳民在街上随意杀人，只要被指为教民，便难逃一死。"（《英国蓝皮书》）
此时的清廷内部，围绕如何处置义和团爆发了激烈争论。吏部尚书刚毅力主"招抚"，他在慈禧面前吹嘘："拳民忠勇可嘉，其术能避枪炮，若用之抗洋，必能成功。"（《清史稿·刚毅传》）而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则忧心忡忡："拳民法术不足恃，无故开衅列强，恐致亡国。"两派争执不下，慈禧一时难以决断，这种犹豫让义和团的势力愈发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