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捻着胡须沉吟。作为科举出身的探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项制度的弊病。早在1903年，他就与张百熙联名上奏《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提出"十年三科内递减科举中额"，如今却觉得"递减"太慢。"去年顺天乡试，一万考生中，能答出'五洲形势'者不足百人。"他叹了口气，"若再犹豫，恐误国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争论传到颐和园，慈禧正对着铜镜试戴新制的翡翠簪。当李莲英念到"袁世凯请废科举"时，她摘下簪子掷在妆台："我当年就是靠选秀入宫，这些读书人若没了科举，会不会生乱？"但荣禄临终前的遗言犹在耳畔："欲救危局，必破旧制。"加上各省督抚纷纷来电支持废科举——湖广总督端方说"学堂兴则人才出"，两江总督周馥称"科举存则民心散"，她终于点头："就依张之洞所奏。"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六位督抚联名上奏《请废科举折》，言辞恳切："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光绪朝东华录》）通俗来说就是：科举一天不停止，读书人就都存有侥幸考中的心思，从而分散他们专心钻研实学的志向。民间更是相互观望，私人设立学堂的非常少，又绝不是国家财力所能普及的，学堂绝对没有大兴的希望。
八月初四的谕旨一下，最先沸腾的是新式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们扯下"学而优则仕"的匾额，换上"实业救国"的横幅，校长唐文治站在台阶上高呼："今日起，我辈所学，不再为功名，而为强国！"（《南洋公学校史》）北京京师大学堂里，留着辫子的学生与剪了发的教习击掌相庆，有人把八股文范文扔进厕所，引来保守派教习的怒斥，却被学生们用"民权"理论驳得哑口无言。
河北保定的私塾先生王锡彤在日记中写道："晨起闻废科举之诏，邻人聚议，有哭者，有骂者，有茫然不知所措者。吾家耕读传家，今后子弟当何去何从？"（《抑斋自述》）在浙江绍兴，鲁迅正在矿路学堂读书，他后来在《呐喊》中回忆："那时我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榜文，三榜以后，便到报房去看新出的《申报》，上面有一行小字：'学堂一律照旧开办，科举永停。'这消息，使我愤怒而且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