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对着台灯看那些旧信，刘强的字迹从稚嫩到工整，小伟的笑脸从歪扭到整齐，可现在他们的电话，一个说“梅梅跟人吵架了”，一个说“孩子学费不够”，却再也不提“接爸妈住大房子”。
老王在旁边咳，说“把信收起来吧，别冻着”，我摸着信纸泛黄的边缘，突然想起1997年冬夜，两个儿子挤在豆腐摊的塑料布下，抢着喝热豆浆，那时的棉鞋虽然破，却暖着两个孩子的脚，而现在的棉鞋，补了又补，却暖不了儿子们的心。
秋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铁皮箱的盖子“哐当”响。
我小心翼翼地把工资条夹进泛黄的信笺里，指尖抚过用红笔重重圈住的那三百块钱。
台灯昏黄的光晕下，那抹醒目的红色泛着细碎的微光，恍惚间竟与记忆深处某个清晨重叠——那时我们推着木轮车走街串巷卖豆腐，晨光斜斜地洒在木桶里，豆浆表面凝结的豆皮微微颤动，薄如蝉翼，轻轻一揭，便裹住了整座城市未醒时的温热。
那时的日子虽清贫，却总带着股热气腾腾的盼头。
我们会把卖豆腐的零钱仔细码在铁皮盒里，每存够一笔，就用蓝布帕子包好藏在箱底。
可不知从何时起，生活的秋风越刮越急，吹散了豆腐摊前的吆喝声，也吹散了一家人围坐吃热豆腐的欢声笑语。
如今，只剩旧信里褪色的字迹，固执地守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窗外，枯叶打着旋儿飘落，月光爬上工资条上冰冷的数字。
三百块，不过是都市里最普通的一笔支出，却承载着我对往昔最温柔的眷恋。
那层裹着豆腐香的暖，终究敌不过岁月的风，可每当我翻开这封信，记忆里的晨光便会重新漫上来，让我在寒夜里，依然能触摸到那份最初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