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第二周，我在咖啡馆见到苏晴。
她穿着米色大衣，腕间的情侣手表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表带颜色与我当年常戴的围巾一模一样。
“喝点什么？”
她笑着推过菜单，指尖划过“金枪鱼三明治”那栏，“砚之总说你以前最爱这个，可惜我怎么都做不出便利店的味道。”
玻璃杯里的热气模糊了视线，我想起林砚之辞职那天，保洁阿姨说他留了半盒没吃完的三明治在我桌上，金枪鱼的香味混着他身上的肥皂味，成了我对那年夏天最后的记忆。
“其实他创业时，”苏晴搅着咖啡，勺子碰到杯壁发出清脆的响，“总在梦里喊你的名字。”
她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三道烫疤，“有次他发着高烧，抓着我的手说‘晚晴，别嫌弃我的格子衫’。”
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落下，她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那时我就知道，有些心事，是时间也冲不淡的。”
手机在桌面震动，是林砚之发来的消息：“今晚公司年会，你来吗？”
附了张照片，展柜里摆着当年那支刻字钢笔，旁边是一沓皱巴巴的便利店收据，每张都标着“晚晴早餐：金枪鱼三明治×1，温热豆浆×1”，时间跨度从入职到离职，一天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