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大宋正式实行“双轨问政制”：一面维持科举选官，一面推行“民议代表制”，每州每五年选举一批“问议员”，职责非立法，而是专门收集、筛选、质询社会难题，并监督政府答复。
最年轻的问议员，是一位十七岁的牧羊女，她在首次会议上提出：“既然牛羊都能通过基因改良活得更好，为什么人类的社会制度，反而几千年都在重复错误？”
此问被列入《新问鉴》首条。
又二十年，阿穗寿至八十八岁。临终那日，她独自坐在井边，手中握着那只斑驳陶罐。月光洒落水面，倒影中不再是一人，而是千千万万张面孔??有农夫、工匠、学子、兵卒、妇孺、异族……他们静静伫立，如同守护某种永恒的契约。
她轻声问：“你们怕吗？”
水中众口一词：“不怕。因为我们终于明白，问，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配得上那些不甘沉默的灵魂。”
风拂过，井水轻响，吐出七个气泡，一一破裂。
最后一声低语，飘向无垠夜空：
“下一个问题，由你们开始。”
春分再度降临阳谷，天地清明。古井边，新一代的少年围坐一圈，手中捧着清水。主持仪式的不再是阿穗，而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曾是当年那位背着铁盒的敦煌少年，如今已是“护问盟”第七任宗师。
他环视众人，声音低沉却坚定：“你们手中的水，来自同一口井。但你们心中的问，应来自不同的命运。饮下之前，请记住：**真正的提问，从不寻求安慰，而是挑战惯性。**”
第一位少年来自川西茶山，她说：“我们采茶一年，收入不足官吏一顿宴席。我想问??**劳动的价值，为何总被权力重新定义？**”
第二位是辽东流放者的后代，他问：“祖先因言获罪，家族三代不得入学。如今虽已平反，可耻辱的烙印仍在血脉里。我想问??**宽恕可以颁诏，尊严能否赎回？**”
第三位是女扮男装的船工，她掌舵十年，却因性别无法登记户籍：“我在江上救过十三条命，可官府说我‘不存在’。我想问??**一个人的存在，要由谁来认证？**”
老宗师将这些问题一一录入陶简，放入新烧制的七彩釉罐。当他准备封泥时，远处传来急促马蹄声。一名信使滚鞍下马，双手呈上一封火漆密函??来自幽州总部的加急通报：
“止问司余孽未绝。近日在荆湖道发现‘问魇阵’遗迹，疑为前朝禁术，可通过梦境篡改人的记忆与疑问。已有三位问议员在梦中‘自愿放弃质询权’，醒来后神志不清，自称‘从未想过那种事’。”
老宗师神色凝重，当即下令：“启动‘守梦计划’??凡参与问政者，夜间须佩戴‘醒魂铃’，并由同伴轮流值守。同时，派遣三支探问队，深入荆湖南北，查明‘问魇阵’源头。”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泉州港，一艘远洋商船缓缓靠岸。船上走下一名年轻女子，怀抱一只密封铜匣。她是海外华裔第三代，祖父曾因撰写《殖民赋税论》被驱逐出境。她此行归来，只为完成家族遗愿：将三代人积累的“海外之问”带回故土。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我们的同胞在异国他乡被迫改姓易服，以求生存，这片土地，还记得他们吗？”
而在北方边境，一名戍边少年在风雪中点燃篝火。他翻开随身携带的《问鉴》抄本，在空白页郑重写下：“我的家乡被划入‘皇家猎苑’，全家被迫迁徙。可皇帝从未踏足那里。我想问??**一个人的家园，能不能被另一个人的爱好抹去？**”
火焰跳跃，映照着他冻红的脸庞。他不知道，这一刻的提问，已被地脉感应，悄然传入阳谷古井深处。
井水微微荡漾，七个气泡再次升起，如同轮回的呼吸。
而在皇宫深处，年轻的皇帝正独自坐在“全民问政院”的观问阁中，翻阅每日递上来的“百姓问笺”。他看到一条稚嫩的笔迹：“爸爸说只要听话就能吃饱，可我们一直听话，还是饿。我想问??**服从和饥饿，到底哪个更可怕？**”
他久久不能言语，最终提笔批注：“此问，朕不敢答。唯愿天下父母，不必以此问教子。”
夜深，他走出宫门，仰望星空。身旁老宦官低声劝道：“陛下何必自扰？万机之务，岂能一一回应？”
皇帝摇头：“从前我以为，治国在于决断。如今才懂，治国始于倾听。若连问题都听不见，何谈治理？”
数月后，第一座“问学院”在汴京落成，不授经义，不考八股，只教一事：如何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教材第一课写道：“提问是灵魂的觉醒。它不诞生于书斋，而生于饥饿的胃、冻僵的手、被拆毁的屋檐下。当你看见不公却习以为常，那便是提问死去的第一步。”
又逢春分，阳谷古井边，新一批少年饮下井水。其中一名盲童忽然抬手，指向南方：“我虽不见，却听得见??南方有哭声，是孩子们在问：‘学费太高，我能不上学吗？’”
众人循声静听，果然，东南方向隐隐传来诵读声，夹杂着啜泣。那是数百名失学儿童在村口集体朗读《问鉴》片段，以此抗议“开蒙税”。
老宗师含泪宣布：“从今日起，‘问生日’不仅是提问之日，更是行动之始。凡被全国七十二讲问堂共同认定的重大问题，将触发‘共答机制’??地方政府若七日未回应，百姓有权集结‘问行团’，徒步赴京请愿，沿途官府不得阻拦。”
第一支“问行团”由此诞生。领头的是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因揭发县令贪污水利工程款，反被诬陷“扰乱民心”，判劳役三年。她带着全村人的签名布条，踏上通往汴京的长路。沿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有人扛着被强征的土地契据，有人捧着夭折孩子的医案，有人拿着被删改的课本。
他们不呼口号，只默默行走，每人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个问题。
走到黄河渡口时，船夫见状，主动放下桨，将自己的名字也刻上一块新牌：“我父亲死于河工塌方，包工头拿了官银却偷工减料。我想问??**人命，能不能比工程预算更重要？**”
这支队伍最终抵达京城，在“全民问政院”门前静坐七日。第七日清晨，皇帝亲临现场，逐一阅读每一块木牌。他当场下令彻查三十起积压冤案，并宣布：“自今日起，所有涉及民生疾苦的问行团，享有‘直通御前’之权。任何拦截者，以欺君论处。”
十年过去，大宋的“问文化”已深入骨髓。市井孩童游戏时不说“一二三”，而玩“一问二答三思量”；婚嫁习俗中新添“互问礼”??新人需当众向对方提出一个关于公平与责任的问题；甚至连寺庙撞钟，也改为先敲三响，再念一句百姓之问。
然而，新的危机也在滋生。
某些地方官员开始“定制问题”：提前发放模板，教导百姓写“标准问”，如“如何进一步提升幸福感”“怎样让政策更温暖人心”，而真正尖锐的质询，则被归类为“情绪化表达”，不予受理。更有商人出资购买“问权”，雇人排队提交有利于己方利益的“民意诉求”，美其名曰“优化营商环境”。
护问盟再次发出警报：“伪问回潮，形式主义正在吞噬真实的痛苦。”
新一代的问师们发起“净问运动”，倡导“三不原则”：不修饰、不代笔、不出租问题。他们在街头设立“真问亭”，配备独立监察员，确保每一个问题都出自本人之手、本心之声。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一名少年冒雨冲进真问亭，浑身湿透，颤抖着写下：“我爸被征去修堤，三天没回来。村长说‘牺牲光荣’，可我们连他的尸体都没见到。我想问??**国家需要堤坝，就一定要吃人吗？**”
这一问，经由地脉传至阳谷，古井骤然沸腾，七道水柱冲天而起，惊动四方。
次日，朝廷派钦差彻查河工命案，牵出背后庞大的贪腐网络。十名高官落马，其中包括两名曾参与“御问书院”建设的“问政专家”。人们这才发现，他们早已将“问”变为控制工具，用“科学问卷”“民意指数”等术语包装压迫，使暴政显得“合理”。
风波渐平，但思考未止。
一位年轻学者在《问学月刊》发表长文：“我们曾以为，只要有了提问的权利，真理就会自然浮现。可现实告诉我们，**提问之后，还有解释之争、记忆之战、意义之夺**。一个被反复扭曲的问题，有时比沉默更具欺骗性。”
此文引发全国大讨论。多地兴起“问辩会”，邀请不同立场者围绕同一问题展开对话。例如：“扶贫款该直接发给穷人，还是投资基建？”“学校该教服从，还是教质疑？”“面对外敌，该主战，还是主和？”
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持续追问。人们逐渐懂得：**共识不是消灭分歧，而是在分歧中学会共存。**
时光流转，百年之后，阳谷古井已成为圣地。井畔矗立七座石碑，镌刻着百年来最具力量的七个问题：
1.“资源取之于民，为何决策却不由民定？”
2.“谁在用我们的血肉，换取他们的安稳梦？”
3.“当提问变成表演，沉默是否才是真正的反抗？”
4.“政策是谁的‘均’，又是谁的‘田’？”
5.“劳动的价值，为何总被权力重新定义？”
6.“一个人的存在，要由谁来认证？”
7.“国家需要堤坝，就一定要吃人吗？”
每逢春分，万千民众齐聚于此，不再只是提问，而是开始尝试回答。有人带来解决方案，有人分享失败教训，有人只是静静地聆听。
井水依旧清澈，映照着无数仰望的脸庞。
而在宇宙深处，传说那枚来自戈壁的水晶球并未消失。它漂浮于星河之间，持续接收着这个星球上传出的每一个问题。每当一个真诚的提问升起，球体便闪烁一次微光。
有天文观测者声称，在无云之夜，能看到一道细弱却坚韧的光束，从阳谷古井直射苍穹，仿佛一根连接人间与星空的丝线。
有人说，那是人类灵魂的频率。
也有人说，那是文明尚未熄灭的证明。
而那个最初的陶罐，如今静静陈列于“初源问馆”中央。玻璃罩内，它斑驳的表面仍渗出淡淡水汽。馆员每日更换托盘中的积水，据说，那水始终带着一丝咸味??像是泪水，又像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