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个宰相的仆人强抢商贩的水果，崔护不仅把人打了***板，还亲自去宰相府“说理”：“您是宰相，要为天下人做榜样，要是您家仆人欺负老百姓，老百姓还能信朝廷吗？”
宰相被说得哑口无言，赔了商贩的钱，还跟崔护道了歉。从那以后，长安的夜市太平了，小商贩们都说：“崔市长是个敢替我们说话的官。”
后来崔护去岭南当节度使，难度更大——岭南那时候是“蛮荒之地”，气候湿热，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经常闹矛盾。崔护到任后，没先搞“大工程”，而是先带着随从走遍了岭南的各个州县，跟少数民族的首领聊天，问他们需要什么。
他发现少数民族最缺的是粮食和医生——因为气候不好，庄稼长不好，生病了也没人治。崔护立马从北方调了稻种，教他们种水稻；又在每个州县建了“惠民药局”，请医生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有个少数民族首领感动得说：“以前的官来了，要我们交税；崔大人来了，却给我们送粮食、送医生。我们以后一定听朝廷的话。”
在岭南的几年，崔护没打过一场仗，却让岭南的老百姓过上了安稳日子。朝廷好几次想调他回长安当更大的官，崔护都拒绝了——他说：“岭南的老百姓还需要我，我不能走。”
长安城南的一场春天：《题都城南庄》里的永恒怅惘
崔护这辈子，当官清正，做人实在，可真正让他被记住的，不是他的官衔，而是他年轻时在长安城南写的那首《题都城南庄》。
那是贞元十二年（796年），也就是他刚考上进士的那年春天。考完试后，崔护心里松快，骑着马在长安城南瞎逛。那天太阳特别毒，走了没多远，他就觉得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正好前面有个小院，院里飘着桃花香，崔护就下了马，上前敲门。
敲了好几下，才有个姑娘的声音从里面传来：“谁呀？”
崔护说：“我是赶考的书生，路过这里，想讨碗水喝。”
门开了，崔护抬头一看，愣住了——院里的桃花开得正艳，姑娘站在桃花树下，穿着浅粉色的裙子，手里端着一碗水，笑盈盈地看着他。阳光洒在姑娘脸上，也洒在桃花上，崔护觉得，这春天里最美的东西，都在这院里了。
他接过水，喝了一口，却忘了道谢——光顾着看姑娘和桃花了。姑娘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转身走进了屋里，只留下崔护一个人站在院里，看着桃花发呆。
过了一会儿，崔护才反应过来，赶紧放下碗，跟屋里的姑娘道谢，然后骑着马走了。走的时候，他还回头看了好几眼——那院桃花，那姑娘的笑脸，像刻在了他心里。
那时候崔护刚考上进士，忙着应付各种应酬，没时间再去城南。等他忙完，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他想起去年的那场相遇，心里痒痒的，又骑着马去了长安城南。
可到了那个小院门口，崔护却傻了——院门是锁着的，院里的桃花还像去年一样开得艳，可那个站在桃花树下的姑娘，却不见了。
崔护站在院门外，心里空落落的。他不知道姑娘去哪了，是嫁人了？还是搬走了？他只知道，去年的春天还在，去年的桃花还在，可去年的人，却不在了。
他从怀里掏出笔，在院门上写了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写完后，崔护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骑着马走了。他当时也没想到，这28个字，会成为后来人每次想起“物是人非”时，都会念起的诗。
后来有人问崔护，那个姑娘到底去哪了？崔护笑着说：“我也不知道。或许她嫁了个好人家，或许她搬到了别的地方。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过‘人面桃花’的时刻：比如回到老房子，发现小时候的玩伴不在了；比如翻开旧照片，发现照片里的人已经走了。我只是把大家都有的感受，写进了诗里。”
确实，这首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年，不是因为崔护写了一场“一见钟情”，而是因为他写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怅惘”——春天会再来，桃花会再开，可那些曾经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却再也回不来了。
归隐田园的晚年：把一生过成一首平淡的诗
60多岁的时候，崔护从岭南回到了洛阳。那时候他已经头发花白，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朝廷想让他当“太子少保”，这是个闲职，待遇好，还不用干活。可崔护拒绝了——他说：“我当了一辈子官，现在想回家种种花，看看书，过几天清闲日子。”
他在洛阳城外买了个小院，院里种了几棵桃树，每年春天，桃花开的时候，他就坐在桃树下，喝着茶，看着书，偶尔还会想起长安城南的那场春天。
邻居们都知道他是“大官”，经常来跟他聊天，问他当官的故事。崔护从不摆架子，总是跟他们聊家常，教他们种庄稼，有时候还会给孩子们讲诗文。有个小孩问他：“崔爷爷，你写的‘桃花依旧笑春风’，是什么意思呀？”
崔护摸了摸小孩的头，说：“等你长大了，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后来又不见了，你就懂了。”
晚年的崔护，活得像他自己写的诗——平淡，却有味道。他不再关心朝廷的事，也不再想自己的官衔，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着院里的桃花开，听着邻居的笑声，偶尔写几句诗，记下来的都是生活里的小事：比如今天喝了一碗好粥，比如邻居送了他一筐桃子。
公元846年的春天，崔护坐在藤椅上，看着院里的桃花，突然笑了——他想起了50年前长安城南的那个姑娘，想起了岭南的老百姓，想起了自己走过的路。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没白活：当了好官，写了好诗，还遇到了那么多好的人。
那天晚上，崔护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74岁。
他死后，家人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诗集，诗集的最后一页，写着几句话：“一生为官，只求无愧于心；一生写诗，只求无愧于情。长安城南的桃花还在，我便也还在。”
现在再读《题都城南庄》，读的不只是崔护的一场春天，更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长安城南”，都有一片“人面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