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要去美国了，”她握着我的手，“不管在哪里，都要继续你的研究。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在等待着你们的帮助。”
这句话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飞往波士顿的航班上，我看着逐渐变小的北京城，心中百感交集。方舟坐在旁边，轻轻握住我的手：“新的冒险开始了。”
哈佛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我的实验室设在威廉·詹姆斯楼，这里曾经走出过无数心理学巨匠。第一次站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看着门上“林夕今博士”的名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开学第一周，我迎来了第一批研究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眼中闪着对知识的渴望。在第一次组会上，我说：
“在这个实验室，我们不仅研究梦，更研究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发现，都可能为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
课程教学比想象中更具挑战。哈佛的学生思维活跃，提问犀利。有一次在讨论梦境干预的伦理问题时，一个学生直接问：
“教授，如果我们可以编辑梦境，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这个问题让我沉思良久。课后，我与弗洛伊德老师讨论这个话题。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伦理困境，”他说，“在我那个时代，探索潜意识被视为侵犯隐私；现在，你们面临的是更复杂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跨太平洋研究网络逐渐完善。波士顿的清晨，我经常与北京的团队视频会议；哈佛的深夜，正是北师大的白天。这种全天候的研究模式，让我们的进展大大加快。
感恩节那天，实验室的美国学生邀请我去家里过节。坐在陌生的环境中，品尝着传统的火鸡，我突然想起了北师大食堂的饺子。
“想家了？”方舟轻声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这就是选择的代价。但值得。”
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我们取得了重要突破。结合哈佛的神经影像设备和北师大的临床数据，我们发现了梦境干预的神经可塑性机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整理学生期末论文。弗洛伊德老师出现在书架前，正在浏览那些心理学经典。
“感觉如何，林教授？”他问。
“像是在两个世界中寻找平衡，”我回答，“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创新，理论与实践。”
“这就是现代学者的宿命，”他微笑着说，“但也是幸运。你们这一代人，有机会融合不同文明的智慧。”
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哈佛园的雪景，我知道这条路还很长。但至少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如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
哈佛的橄榄枝，不仅是一份工作邀请，更是一个使命：将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推向世界，让东方的智慧为全球心理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而我知道，在这个使命中，我永远不会独行。因为有北师大的根，有团队的支撑，更有那份永不熄灭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