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仅用于缓解病理性痛苦
2.完全知情同意
3.尊重文化多样性
4.禁止任何商业或政治用途
5.完全透明公开
这些准则后来成为行业标准，但在当时，却在公司内部引发了争议。
“这等于自缚手脚，”一位投资人抱怨，“我们完全可以先发展技术，再讨论伦理。”
更让人压力倍增的是，竞争对手趁此机会加快了产品推广，他们的伦理标准明显低于我们。
在董事会上，我坚持立场：“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伦理底线，将来一定会后悔。科学不仅要问‘能够做什么’，更要问‘应该做什么’。”
最艰难的考验来自一位亿万富翁的邀约。他希望我们为他的精英俱乐部定制“快乐梦境”服务，开价足以解决公司三年的资金需求。
团队内部产生了分歧。陈浩认为可以接受：“只要不用于医疗，就不违反我们的准则。”
但苏晴坚决反对：“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背离了初心。”
在激烈的讨论后，我们最终拒绝了这笔交易。
这个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自然》杂志以此为例，发表了题为《当科技公司选择伦理over利润》的社论，称赞我们的决定“体现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随后，几位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投资人主动联系我们，表示愿意支持“有原则的创新”。
更令人欣慰的是，患者群体发起了支持我们的联名信，收集了上万签名，信中写道：“我们信任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公司。”
感恩节前夕，我们收到了FDA的正式批准，“绘梦仪”可以作为II类医疗设备上市。批准文件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伦理准则，认为这“为新兴技术树立了榜样”。
在团队的庆祝会上，我举杯说道：“今天的成功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所有坚持伦理底线的科学工作者。”
弗洛伊德老师在一旁微笑：“你们这个时代比我的时代进步了很多。在我那个年代，伦理讨论总是落后于技术发展；而在你们这里，伦理开始引领技术方向。”
夜深人静时，我在实验室的日志上写下：
科学的力量越大，责任就越重。
我们今天划定的每一条伦理边界，
都是在为明天的创新指明方向。
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但只有带着良知的技术，
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条伦理探索之路还很长，但至少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创新，不仅要突破技术的极限，更要守护人性的尊严。在这条路上，每一步都需要谨慎，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