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图书馆里关于这一论题的各种解读、争论、案例，瞬间涌现。
结合自己的理解，斟酌着开口：
“回先生。学生以为，圣人此言，并非鼓励包庇罪行，罔顾法纪。”
先定下基调，避免陷入“为亲情不顾一切”的误区。
“而是强调，人伦孝悌，乃是维系社会秩序之根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后方能家齐、国治、天下平。”
“父子之间，若因小过或无心之失便互相揭发，置亲情于不顾，虽看似‘大义灭亲’，实则伤及人伦根本，破坏社会基石，其害更大。”
“故而，圣人认为，在不涉及重大罪恶、不危及社稷根本的前提下，父子之间基于亲情的相互体谅和…某种程度的‘隐’，更符合人情常理，也更接近于‘中庸’之道，此所谓‘直在其中’。”
一番话说得条理清晰，逻辑缜密。
既解释了“相隐”的合理性（维护人伦），又限定了其范围（非重大罪恶），还将其上升到了“中庸”的高度。
方先生听得连连点头，眼中露出赞许之色：“嗯。解得甚好。能看到‘人伦根本’与‘社会公义’之辨，且知晓‘中庸’之道，殊为不易。”
稍作停顿，老先生似乎意犹未尽，又追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然，若非‘小过’，而是大恶呢？譬如，‘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亲偷了羊，儿子出来作证），此又该如何看待？《论语》中亦有记载，叶公以此为‘直’，圣人却不以为然。你以为，孰是孰非？”
这个问题，直接将“亲情”与“法律/道德”的冲突摆在了明面上。
也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颇具争议的焦点。
陈平安知道，这是老师在进一步试探自己的价值取向了。
“回先生。”声音依旧平静，“此事，学生也曾思量过。”
“叶公所言之‘直’，乃是法理之直，注重的是社会公义，罪责分明。此固然有其道理，乃治世之常法。”
“然圣人所忧者，恐非此案本身，而是其背后可能引发之后果。”
“若为子者，皆以告发父亲为‘直’，那父子之间信任何在？亲情何存？家将不家，国将不国。”
“故而，学生以为，圣人之意，或在于强调，法理之外，尚有人情。处理此类事情，需在维护公义的同时，亦兼顾人伦根本，不可一概而论。”
“譬如，子虽不应主动告发，但若官府查问，亦不可作伪证包庇。至于父亲所犯之过，子当劝其自首，代其受过，或尽力弥补，方为两全之道。”
这个回答，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任何一方。
而是试图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既维护了基本的社会公义（不可作伪证），又保全了人伦亲情（不主动告发，劝善弥补）。
体现出一种更成熟、更复杂、也更符合儒家“经权”思想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