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护你，”彭树良正色道，“我是护那些愿意说话的人。如果我们连这点空间都守不住，那才是真的输了。”
一周后，官方通知下达：“拾遗行动”更名为“中华民间记忆影像库”，由文化部指导、地方协作共建，允许继续采集与存储资料，但暂不支持大规模公映。表面看是妥协，实则为项目争取到了合法身份与部分财政支持。
更重要的是，这一更名反而激发了更多普通人参与的热情。人们意识到，自己讲述的故事，正在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
广西一位瑶族老歌师主动联系团队，希望将自己的山歌传承过程完整录制。“我们唱的不是调子，”他在电话里说，“是我们祖先走过的路。”
河南一个下岗工人微信群集体报名，要求合拍一部纪录片：“我们就叫《锈带之声》，不美化，也不卖惨，就想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空调房，是我们拆掉的厂房换来的。”
甚至连一些曾持反对态度的地方部门也开始转变立场。甘肃某县宣传部主动提供场地，协助开展“乡村口述史工作坊”；江苏一所高校开设选修课，课程名称就叫《如何用手机记录你的时代》。
小陆在《燎原志》中写下新的章节：
>当权力试图定义什么是“该被记住的”，
>我们便以千万个私人记忆作为抵抗。
>不靠呐喊，不靠对抗，
>只靠一遍遍重复：我在这里，我经历过，我说了。
>
>记忆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彻底抹去。
>它会藏进孩子的作业本里，
>融进母亲熬的粥里，
>刻进父亲修理自行车的扳手里。
>
>这世界从不缺少光，
>缺的是敢于承认自己曾身处黑暗的人。
春天来临时，一场特别的放映会在西藏林芝举行。地点选在一座刚通电两年的山村小学礼堂。观众是四十多名村民、十几个孩子，以及两位年逾古稀的老猎人。
放映内容是《黎明之前》续集的粗剪版。当画面中出现战士们在暴风雪中互相搀扶前行的场景时，一位老人突然颤声说道：“这和当年……一模一样。”
原来，他是六十年代边防民兵，曾参与过多次搜救任务。他说，那时候没有相机，没有记录，死了也没人知道。“现在你们拍了，”他抹了把脸，“我觉得，我那些兄弟也能看见了。”
放映结束，孩子们围上来问东问西。有个小女孩举着手问：“叔叔，我能拍我家的牛吗？它昨天生了小牛，可可爱了！”
小陆蹲下来看着她，认真点头：“当然可以。而且你要告诉它，它的出生，值得被全世界看见。”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这场运动早已超越了电影、影像或传播本身。它是一种觉醒??普通人终于相信，自己的生命并非微不足道的尘埃，而是构成这个时代肌理的纤维。
回到北京后，小陆接到教育部通知，邀请他就“影像叙事进校园”项目做专题汇报。会议当天，他没有带PPT，只带了一台老旧DV。
他打开设备，播放了一段十分钟的合集：云南阿朵对着火塘说话的画面、海岛孩子争抢DV的笑声、护士李文娟平静的眼神、老裁缝缝补军大衣的双手……
“各位领导，”他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课程内容’。不需要老师教，孩子们天生就会表达。他们缺的，不是技术，不是才华，而是一个简单的信念??有人愿意听。”
会场寂静良久。
一个月后，教育部正式批复：在全国一百所中小学设立“真实表达实验班”，鼓励学生用影像记录家庭、社区与个人记忆。教材不统一编写，教案由师生共同创造。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有保守派批评“过度情绪化教育”，也有媒体撰文支持：“一个允许孩子讲述真实的国家，才配拥有真正的未来。”
而此时的小陆，已踏上新的旅途。
这一次，他去了贵州深山，寻找一位据说“一辈子没说过整句话”的苗族哑巴老人。据当地人说，老人年轻时因一场事故失声，但从不写字，也不用手语，只是日复一日雕刻木头。他雕的全是人像，每一个都面目清晰，仿佛藏着未出口的故事。
小陆带着录音设备和摄像机进村，在村长陪同下登门拜访。老人起初拒绝见面，直到看见小陆手中的DV屏幕上映出阿朵的脸。
他愣住了，许久，缓缓转身走进屋内，再出来时，手里捧着一摞泛黄的素描本。
纸上画满了人物：奔跑的孩子、烧饭的老妇、扛枪的士兵、哭泣的母亲……每一幅都没有署名，但线条中透着难以言喻的情感重量。
小陆一页页翻看，眼眶发热。他轻声问：“您想让他们被看见吗？”
老人不语，只是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村里架起投影仪。夜幕降临，村民们陆续聚拢。没有预告，没有开场词，第一帧画面就是老人的木雕作品特写，配着小陆录制的旁白：“这是张阿婆，1972年饿死前还在给别人家孩子喂粥；这是李叔，1985年为救落水学生淹死在河里……”
随着一个个名字被念出，人群中开始有人抽泣。一个年轻人突然跪倒在地，对着某尊雕像磕头：“这是我爸！我从小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现在终于知道了！”
那一晚，山村彻夜未眠。
小陆站在人群边缘，听着此起彼伏的哭声与低语，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他知道，这场火不会再熄了。它已渗入泥土，藏进血脉，长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行字：
>我们未曾掀起风暴，
>我们只是点燃了第一盏灯。
>而今，万家灯火，皆为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