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盛回到《怒火?重案》片场时，《无双》提档上映的消息刚好席卷全网。
田志阳是个很能跟得上时髦的全能型导演，电影营销上面很有一套。
所以，尽管只是简单的提档上映操作，也能迅速...
雨水在车窗上划出歪斜的痕迹，像一道道未干的墨线。小陆把笔记本合上，放进背包夹层，手指无意间触到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在贵州山村拍下的第一张合影：老人龙国栋站在祠堂门前，身后是燃烧的篝火与投影幕布，孩子们围坐一圈，眼神亮得如同星子落进泥土。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不说的人，最会说话。”
车子驶入沈阳郊区时天已微亮。雾气弥漫在废弃铁轨之间，锈蚀的信号灯歪斜地指向灰白的天空。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一片即将拆除的老工业区，这里曾是东北最大的机械制造基地之一，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几面斑驳的标语墙。“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终身”几个红漆大字早已褪成暗褐色，像是凝固的血迹。
方盛提前一天抵达，已在一栋尚可使用的车间里搭好了临时工作站。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正蹲在地上调试一台老式录像机。“这玩意儿是从一个退休电工手里收来的，”他抬头看见小陆进来，声音沙哑，“他说他录了整整三十年厂里的年终大会、劳模表彰、还有最后一次全厂集会……磁带都快霉了，但我们得试试。”
魏莉莉随后赶到，肩上背着沉重的翻译设备包。她刚从云南边境回来，带回一段傈僳族长老口述的迁徙史，涉及上世纪六十年代边民跨境安置问题，内容敏感，但她坚持收录。“我们不是在翻旧账，”她在电话里对彭树良说，“我们是在防止记忆被重新定义。”
三人围坐在堆满硬盘与线缆的桌子前，打开“星火协议”的实时地图。全球二十个节点均已上线，绿色光点稳定闪烁。东京大学档案馆传回消息，已接收首批加密素材并完成本地备份；巴黎左岸的一位华裔策展人则主动提出将部分影像纳入明年春季的“非官方历史”主题展。
“但他们不会让我们一直这么顺利。”魏莉莉低声说，“昨天我接到文化局一个熟人电话，问我们是不是在收集‘负面情绪’。”
小陆冷笑：“什么叫‘负面’？一个人讲自己下岗后蹬三轮养家，是负面？一个母亲回忆儿子死于矿难却被瞒报，是负面？还是说，只要不合主流叙事，就该闭嘴？”
话音未落，手机震动。彭树良发来一条加密信息：**“审查组已成立，首批评审目录包含‘国企改制’‘知青返城’‘边境冲突’‘宗教民俗’四大类。三个月缓冲期缩短至两个月。务必加快进度。”**
空气骤然沉了下来。
“那就分头行动。”小陆站起身，“我和魏莉莉去抚顺，那边有个自发组织的‘下岗工人故事会’，每周六在澡堂二楼聚会；方盛留下继续抢救这些磁带，同时启动APP内测版开发。”
方盛点头：“我会加一道离线验证机制，只有通过生物识别才能播放核心内容。哪怕设备落入他人之手，也无法随意传播。”
两天后，抚顺老城区的一家国营澡堂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围着一台破旧录音机争论什么。小陆和魏莉莉换上旧棉衣，拎着热水瓶走进去，混入搓背的老人群中。水汽氤氲，瓷砖剥落，墙上挂着一幅八十年代的宣传画：工人兄弟团结一心，共建四化宏图。
二楼更衣室里，十几位头发花白的男女围坐一圈，每人面前摆着一杯浓茶。主持人是个戴眼镜的老太太，原是纺织厂工会干部，名叫周玉芬。她翻开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轻声说：“今天我们请老李讲讲九八年那天的事。”
一位驼背男人缓缓起身，声音低沉如闷雷：“那年三月十七，厂长开会说，企业要‘优化重组’。第二天我们就收到通知：全员买断工龄，自谋出路。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四年，从学徒做到高级技工，结果换来的是一万两千块钱补偿金。我老婆癌症晚期，药费每月三千，你说我能去哪儿？”
他停顿片刻，眼眶发红：“那天我抱着工具箱站在办公楼前，求见厂领导。保安拿棍子赶我走。我说，我不闹事，我就想问问，国家答应我们的‘铁饭碗’呢？谁来兑现？没人回答。后来我才知道，那栋楼卖给了房地产商，三个月后就成了高档小区。”
屋内一片寂静。有人低头抹泪，有人攥紧拳头。
魏莉莉悄悄开启隐藏摄像机，镜头扫过每一张沟壑纵横的脸。这些人没有咆哮，没有控诉，只是平静地讲述，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可正是这种克制，让真相更具穿透力。
“你们怕不怕？”小陆在休息间隙问周玉芬。
“怕？”她苦笑，“我们都快死了，还怕什么？倒是你们年轻人，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因为我们不想让你们的声音，变成一句‘那个年代过去了’就轻轻揭过。”小陆说，“历史不该只由胜利者书写。”
离开时，周玉芬塞给他一本手抄册子，封面写着《抚顺工人记忆录（第一辑）》。里面全是亲笔记录的故事，按年份排序，字迹工整得近乎虔诚。“这是我们自己编的，”她说，“没人出版，也没人宣传，但我们印了五十本，互相传阅。现在，加上你们的影像，也许能走得更远一点。”
回到驻地已是深夜。小陆将新采集的素材导入系统，标记为“FXT-0198”。屏幕上跳出自动分类提示：【涉及“国企改制社会稳定事件”，建议加密存储】。他点了确认，随即打开私人日志文档，写下：
>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龙国栋五十年不说一句话。
>不是因为他忘了痛，而是他知道，说了也没人在意。
>而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技术、有了渠道、有了勇气去回应那份沉默。
>可代价是什么？是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与遗忘对抗，与权力博弈，与时间赛跑。
>这不是一场纪录片运动。
>这是一场记忆的游击战。
三天后，鞍山传来噩耗：刘建国突发脑溢血住院。小陆连夜赶去，推开病房门时，只见老人躺在病床上，鼻孔插着氧气管，右手却仍紧紧攥着那枚褪色的工牌。
“他昏迷前还在念叨你们的名字。”护士说，“说什么‘别让他们删了我的话’。”
小陆握住他的手，轻声说：“不会的，刘师傅。您的日记已经进了全球十三个备份节点，连卫星链路都做了镜像。就算明天全世界停电，您的声音也会在某个角落响起。”
奇迹般地，刘建国睁开了眼。他嘴唇微动，发出模糊的音节。小陆俯身倾听，终于听清了三个字：“谢??谢??你。”
那一刻，泪水无声滑落。
一周后，刘建国病情稳定，团队决定为他举办一场小型放映会。地点就在医院顶楼的活动室，观众是几位同病房的老人和两名值班医生。他们播放了采访片段，配上字幕与背景音乐，最后定格在他交还厂房钥匙的画面。
一位患肺气肿的老教师看完后颤巍巍站起来：“我也下过岗。但我从来没敢说出口，怕孩子觉得丢人。今天看了这个，我想通了??我们不丢人，丢人的是那些把人当数字处理的时代。”
掌声响起，虚弱却坚定。
与此同时，方盛成功修复了二十七盘关键磁带。其中一盘拍摄于1995年元旦联欢会，画面中数千名工人齐聚礼堂，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声洪亮，人人脸上洋溢着自豪。而仅仅三年后，这座礼堂被拍卖，改建成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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